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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3页）

多铎厌恶地踢了他一脚：“你也配称‘臣’？把他押回北京，交给摄政王处置。”后来，朱由崧被多尔衮斩在北京菜市口，临死前还在喊“朕要喝酒，朕要美人”——这个只当了八个月皇帝的福王，成了南明最荒唐的笑话。

马士英跟着朱由崧逃到杭州后，又想往福建跑，可在路上被清军抓住了。他以为自己还有用，对着清军将领说“我能帮你们招降南明的官员”，结果清军直接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南京聚宝门上，挂了三个月，最后被野狗啃得只剩骨头。

南京陷落后，江南的明朝宗室还在做着“复明”的梦。浙江绍兴城里，鲁王朱以海被兵部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拥为监国。登基那天，张国维把自己的家产都捐了出来，招募兵马，绍兴的百姓们也提着粮食来参军，以为大明还有希望。可鲁王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天天躲在王府里喝酒，还跟方国安抢女人，张国维劝他练兵，他却说“等清军来了，再练也不迟”。

第十二章

方国安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主，见鲁王昏庸，偷偷派人给多铎送了信，把绍兴的防御图都献了出去。顺治二年十月，多铎的大军一到，方国安直接打开城门投降，鲁王吓得从后门跑了，坐着一艘小船逃到了海上。张国维率领残兵在钱塘江畔血战，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最后他站在江边，望着南京的方向，写下一首绝命诗：“艰辛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封意未伸。若问河山原血洒，试看江涛万古新。”写完，他跳进了钱塘江，江水卷着他的尸体，向东流去。

鲁王逃到海上后，靠着郑芝龙的水师在舟山群岛落脚。可他还是不改本性，跟大臣们吵架，抢渔民的粮食，最后连郑芝龙都懒得管他。顺治八年，鲁王在舟山病死，临死前还在喊“朕是监国，朕要回绍兴”——他到死都没明白，不是清军太厉害，是他自己丢了大明的骨气。

福建福州城里，唐王朱聿键倒是个有骨气的。崇祯十七年闰六月，他被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建元“隆武”。登基那天，他没穿龙袍，穿着一身素服，对着先帝的灵位磕了三个头，说“朕定要收复河山，迎回先帝的灵柩”。他每天都在皇宫的空地上练兵，穿着甲胄，拿着长枪，跟士兵们一起刺杀，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喊疼；还下令减免福建的赋税，让百姓们休养生息，福州的百姓们都说“这才像个大明皇帝”。

黄道周是个文弱书生，见隆武帝这么拼命，主动请缨去江西募兵。他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从福州出发，一路上，百姓们听说他是去抗清的，都纷纷参军——有农民放下锄头，有秀才背着书箱，甚至有老人拄着拐杖说“我虽然打不动了，能给士兵们烧开水”。一个月后，黄道周募了一万多兵马，可这些人大多是农民，没经过训练，手里只有锄头、镰刀，连件像样的甲胄都没有。

顺治二年十二月，黄道周带着这支“锄头军”向江西进军。清军将领见他们穿着破烂，拿着农具，哈哈大笑：“这也叫军队？”可就是这支军队，在江西婺源跟清军血战了三天三夜。黄道周骑着马，手里拿着剑，带头冲锋，嘴里喊着“抗清复明，死而无憾”，农民们跟着他冲上去，用锄头砸清军的头盔，用镰刀割清军的马腿。

可农民军终究打不过训练有素的八旗铁骑。第三天傍晚，黄道周的兵马被清军包围，一万多人战死了八千多。他被清军俘虏，押回福州时，隆武帝哭着想去赎他，可郑芝龙拦着说“一个书生，死了就死了，没必要救”——郑芝龙早就跟清军暗中勾结，想献城投降换个大官做。

清军劝黄道周投降，说只要他剃发，就封他为“大学士”。黄道周冷笑一声，指着自己的头发说：“这是汉家衣冠，岂能为鞑子剃掉？”顺治三年正月，黄道周被押到福州街头，临刑前，他写下一首绝命诗：“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覆覆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刽子手的刀落下时，街上的百姓都哭了，有人扔了件素色的袍子，盖在他的尸体上——那是大明官员的官袍，他到死都没丢了汉家的体面。

黄道周死后，郑芝龙更肆无忌惮了。他偷偷派儿子郑成功去跟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谈判，说愿意献福州投降，条件是封他为“闽粤总督”。隆武帝得知后，气得吐血，他带着三千兵马从福州出发，想去江西找黄道周的残部，可刚走到延平，就被清军追上。

三千兵马很快被打散，隆武帝被清军围在一座山上。博洛劝他投降，他站在山头上，对着北京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朕是大明的皇帝，宁死不降”。最后，他被清军一刀砍死，尸体滚下山坡，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素服——他当了一年皇帝，没穿过一天像样的龙袍，却守住了大明皇帝最后的骨气。

郑芝龙献城后，博洛却没兑现承诺，直接把他押回北京软禁起来。郑成功得知父亲投降、隆武帝战死，在厦门的演武场上哭了一天一夜。他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拔出佩刀割掉了自己的辫子，说：“我郑成功，此生绝降清！定要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基地，总有一天，要打回北京，为先帝、为隆武帝报仇！”

隆武帝死后，南明的残部又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帝，建元“永历”。永历帝登基时才二十二岁，还是个没断奶的孩子，朝政全靠瞿式耜打理。瞿式耜是个忠臣，他一边在肇庆加固城防，一边派人去联络张献忠的余部——此时张献忠已经战死在四川，余部由李定国、孙可望率领。

李定国、孙可望都是农民军出身，可他们知道，清军是汉人的共同敌人。顺治九年，李定国率领十万兵马从四川赶到广东，跟永历帝的兵马汇合。他先是在湖南衡阳大败清军，斩杀了定南王孔有德；又在广西桂林打败了敬谨亲王尼堪，尼堪战死在乱军之中。这两场胜仗，是南明抗清以来最大的胜利，江南的百姓们都偷偷挂起了大明的龙旗，以为大明要复兴了。

可孙可望是个野心家，见李定国立了大功，心里嫉妒，想抢永历帝的皇位。他率军攻打李定国，两人自相残杀，南明的兵马损失惨重。清军趁机南下，瞿式耜率领残兵在桂林死守，城破后，他坐在府衙里，对着清军说“我是大明的兵部尚书，要杀就杀，别来劝降”，最后被清军斩杀在府衙的大堂上。

永历帝吓得像丧家之犬，从肇庆逃到桂林，从桂林逃到昆明，最后逃到了缅甸。缅甸国王见他是大明的皇帝，刚开始还挺客气，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可顺治十六年，吴三桂率领大军追到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缅甸国王害怕清军，直接把永历帝绑了起来，送给了吴三桂。

康熙元年，永历帝被押到昆明的逼死坡。吴三桂劝他投降，他看着吴三桂说：“你是大明的臣子，怎么能背叛大明？”吴三桂被问得说不出话，下令用弓弦把他勒死在坡上的一棵老槐树下。永历帝临死前，望着北京的方向哭着说“大明亡了，朕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他当了十六年皇帝，逃了十六年，最后还是没能守住大明最后的一丝气数。

永历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台湾时，郑成功正在攻打荷兰人占领的热兰遮城。他气得吐了血，却还是坚持指挥作战。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荷兰总督揆一签署投降书，带着残兵离开了台湾。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在台南建立了明郑政权，沿用永历的年号。他派人去大陆招募百姓来台湾开垦，教百姓们种水稻、甘蔗，台湾的田野里终于有了炊烟。

可郑成功的身体越来越差，隆武帝、永历帝的死，父亲的投降，像一块块石头压在他心上。康熙元年五月初八，他站在台湾的海边，望着大陆的方向，说“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然后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九岁。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继承了他的位置，继续在台湾抗清。康熙二十年，郑经病逝，儿子郑克塽继位。此时的明郑政权已经四分五裂，大臣们争权夺利，兵马越来越少。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派施琅率领水师攻tai，郑克塽年纪小，没什么本事，见清军势大，只能投降。

当施琅的战船开进台湾海峡时，台湾的百姓们都站在海边看。有人哭着说“大明真的亡了”，有人把家里藏着的大明龙旗拿出来，偷偷烧掉——从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到康熙二十二年明郑政权灭亡，大明王朝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列位看官，本书讲到这里，也算画上了**。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到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从崇祯帝煤山自缢的悲凉，到史可法扬州殉国的壮烈；从南明诸帝的苟延残喘，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抗争，大明的灭亡，像一场浸满血泪的长梦。

有人说，大明亡于万历的怠政，亡于崇祯的猜忌；也有人说，亡于官员的腐败，亡于后金的强大，亡于流民的作乱。可不管怎么说，那些为大明战死的将士——袁崇焕、赵率教、史可法、李定国，那些坚守气节的百姓——扬州城里的张老汉、李寡妇，那些不愿降清的遗臣——郑成功、瞿式耜，都不该被忘记。

他们像黑暗里的点点星火，他们像黑暗里的点点星火，拼尽全力燃着自己，想照亮大明覆灭的路。可惜这星火太弱，挡不住八旗铁骑的铁蹄，也暖不了江南百姓的寒夜，最后只能化作灰烬，散在煤山的雪、扬州的血、台湾的风里。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郑克塽穿着清朝的官服，跪在北京太和殿的丹墀下。康熙帝玄烨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说“朕念你年幼，免你死罪，封你为海澄公”。郑克塽低着头，不敢看殿上的龙旗——那龙旗还是明黄色，可旗上的“明”字，早已换成了“清”。

消息传到台湾，台南的百姓们聚在郑成功的祠堂里，哭了整整三天。有人把郑成功当年割辫子的佩刀供在案上，有人捧着台湾的泥土，说“这是大明的土，不能让鞑子占了”。可哭完之后，还是得拿起锄头下地——日子总要过，只是再也没人敢在街头唱《桃花扇》，再也没人敢提“大明”二字。

南京的秦淮河畔，画舫依旧在飘，丝竹声依旧断断续续，可唱曲的妓女们再也不敢唱《长生殿》，只敢唱些“八旗兵威壮，江南换新天”的曲子。当年马士英卖官的府邸，成了清朝江宁织造的衙门；史可法住过的扬州箭楼，被清军拆了改成炮台，炮口对着长江，像是在防备那些不肯散去的大明魂。

北京的煤山，那棵老槐树还在。康熙年间，有个江南来的书生偷偷跑到槐树下，摆了一壶酒、一碗饭，对着槐树磕了三个头，哭着说“先帝，臣来看您了”。结果被巡逻的清军抓住，打了五十大板，流放宁古塔——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来煤山祭拜崇祯帝，只有老槐树上的疤痕，还在诉说着崇祯十七年那个雪夜的悲凉。

还有那些散落民间的大明遗臣，有的躲在深山里当道士，每天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有的在私塾里教小孩读《论语》，却不敢提“大明”的历史；还有的偷偷写下《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把清军的暴行记在纸上，藏在墙缝里，等着有一天能让后人知道——江南的血，不是白流的。

顺治年间，有个叫顾炎武的书生，从江苏昆山逃到陕西华阴，他看着华山的日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辈子都没再做官，走遍天下，写下《日知录》，把大明灭亡的原因一条条记下来，想让后人记住“吏治腐败、百姓疾苦，是亡国的根”。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在华阴病逝，临死前，他让弟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昆山，埋在父母的坟旁——他到死，都想回到大明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