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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五章 春天里（第1页）

什方道人成当朝宰相，赐府邸一座。

净光老尼奉圣旨担任麟趾寺住持，并特许她收徒授戒之权。有此特权在手，净光老尼收徒弟就可以像薛怀义一样，不必通过祠部，于佛门之中权柄不可谓不重。

至于胡人摩勒就低调多了，武则天只是在麟趾寺不远处赐了他一所宅邸，拨了些仆佣，又命太卜署听从他的调遣。摩勒借着旗星续命的头，要求太卜署向他了许多金制的器皿。

那时节金银还不是流通货币，但是它的价值却是极高昂的，可以兑换货币。如果弄上几十车铜钱那将来如何跑路？那时节又没有证券股票银行卡一类易携带的财富，摩勒只能巧立名目，尽量弄些金子了。

自武则天登基以来，国力较之太宗和高宗在世时已显疲弱，再加上西域正有李孝杰领大军收复安西四镇，钱财如流水一般花销，朝中又有武三思建三阳宫、兴泰宫、建天枢，国库更是捉襟见肘。但是摩勒设坛施法是了给女皇续命，太卜署不敢怠慢，只得竭力搜舌，满足他的要求。

三仙师受武则天宠幸，朝中阿谀之辈立即攀附巴结起来，就连武三思和武承嗣也要登门拜访，一时间三仙师的两座府邸一座尼庵门前车马络绎于途，三个江湖骗子跃了龙门，结识的尽是满朝朱紫，大周权贵。

杨帆陪着他的师父薛怀义自然也要登门拜访，与他们结交一番。

摩勒一时吹牛，谎称自己见过薛怀义前世，便等于和薛怀义有了一段香火之情，他又一直以薛怀义是女皇最宠爱的也是唯一的面首，对他的到来自然十分欢迎。什方道人和净方老尼与他一般心思，所以满朝文武之中，这三位仙师最交好的就是薛怀义。

消息传到张昌宗和张易之耳中，二人更加怨忿，只是现在三仙师担负着替女皇续命的重大责任，极受宠，以张易之和张昌宗目前在武则天心中的地位，二人也不敢轻易诋毁，只好把怨忿压在心头，以图时机。

与此同时，蓄谋已久的针对御史台的战斗也开始了。

最初，是万年县一个名叫庄期凯的主簿上疏弹劾长安县尉倪新。

这是官僚们打击政敌惯用的手段。通常都是先用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充当马前卒，攻许目标下属的一个小官，所用的罪名也不甚大。籍此发动攻击，一开始可以起到麻痹政敌的作用，另外一旦对方jing觉，发动猛烈反击，形势会对己方不利的话，还未出手的大佬们就可以利用超然的身份收拾残局。

御史中丞来俊臣是长安人，所拔的几个心腹也都是他从长安带来的当初一起混迹街头的几个泼皮无赖，那儿是他的发迹之地，所以长安是御史台继洛阳之外第二个根基之地，长安县尉倪新就是御史台的人。

但是御史台的这班人对于政治的敏锐程度确实差的太远，万国俊倒是隐隐觉出有些不妥，不过这时候他缺乏领袖素质的缺陷就暴露无疑了。在其他御史们不以然的反应下，万国俊很快就把自己不安的预感抛到了九宵云外，认发生在长安的这场风波只是一个duli的事件。

万年县主簿庄期凯只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地方小官，所告的长安县县尉倪新也只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朝堂上根没人注意，行顺利转到了吏部，吏部一番调查之后，从庄期凯弹劾倪新执法的一系列问题当中发现了大量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行，这就不是行政这条线上能够解决的事了。

于是，卷宗转到了刑部，刑部自然是要交给刑部司负责的。有陈东这个心思缜密、法纪纯熟的法官办理，剥丝抽茧，很快就把倪新一系列的违法行大白于天下，几年来倪新在长安执行酷法，严刑逼，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血淋淋地呈现在天下人面前。

倪新垮台了，长安县有几户被倪新整治得家破人亡的苦主一路讨饭到了京城，堵住御史台大门，长跪告状。

御史台有左台和右台，左台负责督察在京百官，右台负责督察地方各府县官吏，这事儿正归御史右台管辖。

原来的御史右丞是魏元忠，被御史左丞来俊臣构陷下狱，无罪出狱后却出于朝廷体面的考虑，被武则天发配到地方去了。御史右台从此与左台誓不两立，奈何左台势大，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如今这桩案子犯到了御史右台之手，右御使台的御史们如获至宝，尤其是他们接了案子，慨然答允民作主之后，这些长安难民立即变戏法儿似的给他们送上几支万民伞，又凑钱制作了一块“明镜高悬”的大匾，跪在衙前请青天大老爷收下。

清闲了许久的方台御史们一个个亢奋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第二天他们的弹劾奏就雪片儿似的飞到了武则天的御案之上，在漫无目的、捕风捉影的攻纤了三天之后，御史右台的待御史楚墨轩牵头，御史右台全体御史署名，给武则天上了一份万言书。

万言书中历数酷吏祸之深，恭请天子缓刑用忍，施行仁政，万言书中他们还特意到了皇帝下“禁屠令。”施恩天下万物生灵的事。皇帝可以对鸡鸭犬鹅一类的飞禽走兽施恩，不许天下百姓杀生，难道不该对养皇家和朝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周子民们施以慈悲吗？

御史左台一班后知后觉的酷吏们终于发觉事情不对劲儿了，他们还没想好如何应对，右补阙袁静罡又上疏天子，认秦之二世而亡，盖因严苛峻刑，大周当引以戒，武后革命，建立大周以后，天下人心已定，应该省刑尚宽。

补阙这个官名取“拾遗补缺”之意，干的就是搜残补阙，罗遗佚，讨论朝廷得失，对皇帝进行规谏的差使。袁补阙一出手，事情就已不再是三法司内部的事，也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事，而是直接上升到朝廷施政方针这个层面上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