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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3章 降龙手段罪己诏（第2页）

“我猜，孔圣人看着天下百姓深陷战火疾苦，却又限于自身实力，无力扭转乾坤。无奈之下，将希望寄托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上苍身上，毕竟在古人心中，苍天是至高无上、能主宰万物的存在。”

“他希望老天爷能站出来，以无形的威严约束诸侯与天子，让他们心怀敬畏，停止征伐，主持世间的仁义与公道，让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

“后来，孔圣人便将天子的品行与苍天紧密结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理念，认为天子若有德，苍天便会降下祥瑞；若天子失德，苍天就会以灾祸警示。”

“说到底，这便是想用‘天’的名义来威慑君王，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只能乖乖推行仁政。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最初诞生的背景，本质上是孔圣人在乱世中，为了推行仁政而想出的‘借力之法’。”

陈羽顿了顿，继续说道：

“不过，天人感应学说真正大成，甚至成为国家国策，却是在汉武帝时期，同样是时代背景推动下的产物。要知道，秦始皇虽然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可秦朝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汉朝虽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框架，却也面临着诸多隐患。”

“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地方上的诸侯国依旧拥有不小的势力，民间还有不少人记得战国时期的故国，甚至有些偏远地区的百姓，只知有诸侯国，不知有大汉朝廷，也就是说当时的汉朝，只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为了解决这种现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天人感应学说，便是这套治国理念中的关键一环。”

“如此一来，思想得以统一，人心得以凝聚，汉朝才算真正摆脱了战国遗留的分裂隐患，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

话落，朱棣和夏原吉对视一眼，眼中充斥着疑惑。

方才，陈兄弟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话，不是已经将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上丢到了地上，证明了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虚假。

如今，证明说起来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好处，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天人感应学说在大明永乐时期存在，究竟是好是坏？

二人感觉脑子有些乱，需要静静。

陈羽仿佛看穿了老朱和老夏眉宇间的疑惑，随即进一步解释道：

“天人感应学说对于大一统王朝的稳固，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天人感应学说，民间才对皇帝产生了普遍且统一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再需要依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强制政策作为引子，就能潜移默化地实现民众思想的统一。”

“在天人感应的逻辑里，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天灾异象被视作上天对皇帝执政的警示，这种观念远比单纯的思想禁锢更能深入民心，让民众从内心认同皇权的唯一性与神圣性。”

“更何况，天人感应学说最初是在皇权的主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就说明，在其诞生初期，必然对皇权有着显着的积极作用。”

“比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理论，核心是通过‘君权天授’强化皇权合法性，彼时的学说更像是皇权手中的工具，用来巩固统治、约束诸侯与朝臣，让皇权在与其他势力的博弈中占据道德与理论高地。”

“但关键在于，当时有理不代表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演变，这种学说依旧能维护皇权利益。任何理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可能被解读、被改造，甚至偏离最初的方向，天人感应学说也不例外。”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深入，儒家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逐渐将天人感应学说与儒学理论深度融合，最终把儒学打造成了一门降龙术，专门用来约束、制衡皇权的工具。”

“而这门降龙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臣集团逼迫皇帝下‘罪己诏’。”

“罪己诏的初衷本无可厚非，若皇帝确实在执政中出现重大失误，如施政不当导致民不聊生、决策失误引发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过错、向天下百姓致歉，既能彰显皇帝的担当，也能缓和社会矛盾。”

“可到了宋朝，这一切彻底变了味，罪己诏不再是纠错工具，反而成了文臣制衡皇权的常规手段，其颁布频率之高、触发理由之广，远超以往任何朝代。”

据史料记载，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历任皇帝累计颁布的罪己诏多达29道，这个数量不仅远超汉唐，更是明清两朝的数倍之多。

这些罪己诏的触发场景五花八门，涵盖了天灾、异象、战乱、内政失序等诸多领域。

从天灾层面来看，宋朝灾害频发，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灾害后，文臣集团都会以天人感应为由，要求皇帝下罪己诏。

比如宋太宗淳化四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流民四起。此时朝中大臣纷纷上奏，称旱灾是上天示警，陛下施政有失，恳请太宗下罪己诏以谢上天。

最终太宗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躬亲政事，未能上合天心，下恤民隐；

在天地异象方面，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天文现象，更是文臣要求皇帝罪己的重要理由。

北宋庆历三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天色骤暗如夜，民间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