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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柱又喝大了，其实没多少酒，就两扁瓶儿“小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从那时白酒、啤酒、红酒甚至酱油混着喝，一下跌到了现在这份儿上，徐国柱的酒量也像中国股市一样，一路狂跌一蹶不振。确实是老了，忙的时候不觉得，一歇就浑身酸软，头晕眼花。他浑浑噩噩地乱梦着，一下就回放到那个熟悉的画面。

在那条狭窄的小巷中，二冬子手中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自己。“棍子，是你丫逼我的，不能怪我！”他歇斯底里地喊着。

“冷静，冷静！你只要放下枪，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年轻的徐国柱也在大喊。

“扯淡！你们丫警察就根本没拿我当过人，我杀了小焦，你们能放过我？！”二冬子的眼睛里都是绝望。

“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徐国柱面对死亡的威胁，恐惧渐渐转化为一种激愤。

“我……我……反正我活不了了！”二冬子说着又往前走了两步。徐国柱见状，也抬起枪口。

咚！咚！两支枪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响。

徐国柱猛地惊醒，发现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他在黑暗中寻找着，半天才从枕头边儿翻出半盒中南海，他气喘吁吁，点燃烟火，依然无法从二十年前的那个场景中解脱。他狠狠地吸吮，突然被呛到，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晚上，二冬子被子弹击中额头时的眼神，惊恐、挣扎、无助与迷茫，那似乎是一种咒怨，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徐国柱心中。

从那夜过后，B市历史上最凶悍的匪徒被警方击毙，而徐国柱则成了警界的英雄和黑道惧怕的“大棍子”。但也是从那时开始，老鬼越做越大，慢慢有了“鬼见愁”的外号。但徐国柱却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是陷入了一个早就被人设计好的圈套。但这一切，却只能埋藏在他心里。

他翻身起床，手机又响了起来——是花姐的电话。

“喂，怎么着，想我了？”他把电话夹在脸旁，穿着裤子，“什么？老鬼让你找我？操！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可别管，我也管不着。”他说着就把电话挂断。花姐又打了几个，徐国柱就不再接了。他知道鬼见愁找自己，肯定还是为了那笔钱的事儿。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他一看，是“点子”瘪三儿的来电。

“喂，哎哟，找着了啊，行啊，你小子。”徐国柱撇嘴笑了，“丫现在还干出租呢？哦，行，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他说着把烟盒撕开，拿笔往上写着，“行，我知道了，过几天来我这儿喝酒。什么？杠头也快出来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徐国柱坐直了身体，“丫得快六张儿了吧。行，等他出来了告诉我。”他这才把电话挂断。

杠头……这似乎是个很遥远的名字了，他曾经是刑警队中最得力的一个“点子”，老鬼也曾是他的小弟。他入狱之前，在市南区给几个歌厅看场子，与那些欺软怕硬的流氓混混儿不同，他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特别是痛恨毒品。所以当年管缉毒的警察没少找他要线索，但后来他屡次被毒贩报复，便纠集了手下几十个人，将一个毒贩打死，而被判处了死缓，差一点儿就钉墙上了。徐国柱总觉得，如果杠头当年没出事，就不会有后来二冬子的嚣张，也就不会有老鬼的得势，也就没了后来的一切一切。但时间是不可能重来的，一切如过眼云烟，现在的世界不可能被改变。他望着窗外的夜色，渐渐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在一个高档的西餐厅中，潘江海正和妻女一起吃饭。女儿最喜欢吃芝士多的比萨，潘江海就买了两份，一份现吃，一份打包。女儿吃得很香，芝士沾了一嘴，潘江海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头，用餐巾纸慢慢地给她擦拭。

“爸爸，爸爸，我明天想去游乐园。”女儿笑着说。

“好，爸爸明天不上班，带你去。”潘江海微笑着回答。

女儿吃完，拿过盘子里的一个煮鸡蛋，放在口袋里。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潘江海不解。

“我要把它带回去，孵小鸡。”女儿笑着说。

潘江海苦笑着说：“好，带回去，孵小鸡。”他看着天真的女儿，心里却苦涩不已。她已经成年了，但未来却越来越渺茫。

“爸爸妈妈，我喜欢出来吃饭。”女儿说。

“好，我们以后会常带你出来，乖。”潘江海说着，眼泪就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哎，你这是干吗啊。”妻子抚了抚他的手，“会好的，医生都说了，也许会出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