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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侃侃奏两税（第1页）

皇帝话语刚落，杨炎口头虽然不说，但内心几乎抓狂。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得到的情报，是刘晏会推举杜亚，现在偏偏他剑走偏锋，推举了崔宁这老土山头为御史大夫。

不，不用焦急，我的杀手锏还在后面，于是杨炎定定神，高声说到“臣有事上奏。”

“臣亦有事上奏。”刘晏也说到。

因仆射官位为尊，所以皇帝让刘晏先说。

刘晏便直接说到：“今国家已与西蕃罢战议和，急务乃是于西北、关中屯田积粟，招募流民，增设军队，安抚内迁诸羌，恢复荒残之地，如此西可当西蕃，东可震关东。臣自判度支后，校西北、剑南、山南西道（此为唐王朝西部，原本财政归判度支韩滉管）盐利，略有所得——西北盐利可分为二大池、十三小池，二大池即为安邑、解县二池，年产盐利实钱八十万贯；十三小池，即散布盐、灵、会等州边地盐池，年产盐利实钱有十五六万贯；又有西川、东川、山南西道，所谓的‘三川井盐’，年可得利四十万贯——西北边池盐历来留供泾原、朔方、河东军食用，可不转运；臣愿将二池、三川盐利共一百二十万贯作为羡余，转运入京，进陛下大盈库中。陛下可每年支出三分之一，用于边地屯田，其中尤其于泾州的百里、良原，可设‘原州行在’，大开营田军屯。”

听到刘晏愿将盐利全部送入自己的私藏大盈库当中，李适原本紧绷起来的神经，立刻又有些松动，“看起来刘晏又不像是个韩王党的人，他这番言论应该是处处为朕着想。。。。。。”

于是李适便问刘晏：“以仆射的看法，谁可去百里屯田？”

“请用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为营田使，总判军屯事；此外高岳曾为段秀实孔目官于泾州屯田，又曾任神策行营粮料判官，如今可委派其挂殿中侍御史的宪衔，再入泾原幕府摄百里县令，并原州行在押蕃落小使、征马使、营田巡官，赐绯银鱼，开军屯，设榷场，抚诸羌，二三年后可获大利。”

“什么！”听到这话，那边的杨炎再也按捺不住，漂亮如墨的须眉不由得戟张起来。

刘晏再度提出在泾州南部析出地盘来设置“原州行在”，这就是在干扰破坏他“要求泾原军直接于潘原、平凉筑城“的计划，因为：这原州行在理论上还归泾原节度使管，它的角色，就是专门以“耕”来辅佐泾原军的“战”的。刘晏的方案便是，先在良原、百里屯齐粮食给养，随后安西、北庭行营有了充裕后勤后，再向西进军潘原、弹筝峡、平凉，最终收复原州。这起码要等二三年后，和我的方案差距太大，有我必定无它，有它可就无我了。

此外，刘晏居然奏请给高岳一系列的职权，将其作为原州行在的实际负责人，这尤其让杨炎无法忍受！

摄百里县令，实际就是掌握整个“原州行在”的行政权；

押蕃落小使，这个“小”看似微末，但实际在泾原一带，招抚党项部落，与西蕃、党项开榷场的权力又全归高岳；

征马使，等于将牧养征调战马的权力也给高岳；

最后，高岳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品殿中侍御史，还处在”试“的阶段，居然还要皇帝赐予他绯服和银鱼袋——刘晏的理由也十分充足，赐绯银鱼的目的，便是为“壮高岳之威，彰陛下恩德，震边地诸羌”。

不行，如果皇帝答应，那么泾原经营和拓边的功绩，岂不是全归高岳，而他的举荐人又是刘晏，可不会剩一星半点给自己。

更让杨炎无法接受的是，“为什么刘晏和高岳关系如此密切，又是推举高岳岳父，又是奏请高岳为原州行在的营田巡官。可恶！高岳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初难道不是他自己来灞桥驿巴结我的？”

这时原本早已准备得当的杨炎，思绪却越来越混乱，他没想到事情正在起着变化。

而皇帝李适却在认真思考，看起来对刘晏的建言颇感兴趣，杨炎气急攻心，他不再温吞，而是焦灼地将关键的底牌提前打出来：“陛下，请罢废安邑、解县二池、西北六州边池及三川井盐的转运使，并请罢废度支、转运二专使！”

此话一出，便殿上诸位不由得大惊哗然，纷纷将目光转向杨炎。

当然皇帝事先已在某种程度上和杨炎有了默契，他便要求杨炎当众将想法说出来。

杨炎定定神，随后将财政革新的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

“我唐昔日赋税主要分三类，租庸调、户税、地税。

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

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

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

然这租庸调都需要以身丁为本，户税、地税则亦以户部所统版籍为经纬，正所谓军防国计，并仰丁口。

然开天年间玄宗皇帝修道德，以宽御下，户部多年不修版籍之书，丁口转死、课户逃亡、田亩移转、贫富升降皆不知，只以旧书空文为准征税，天下之人，苦不堪言。”

杨炎的意思是，早期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已不合时宜，原因很简单，这种税的基础在于“丁口”（单）和“课户”（多丁组成的家庭），人丁多就代表税基广，税基广就代表赋税多。不过人丁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都是活的，是会流动的，故而唐政府要千万百计地控制住他们，叫这些人丁及时足量地纳税，法宝是什么？口分田和永业田啊，把政府掌握的田分给人丁们，叫他们在田中耕作，然后将他们登记在户部的版籍上，交完税后剩下的自己吃，田和丁互相对应。

可古今中外的政府，作为统治机构，他们需要用各种权力来维持运作，然后便从这各种权力里衍生出蝗虫般的“特权阶级”来，王公百官、富豪大户，开始利用特权成为“不课口”、“不课户”，“不课”自然即是免税，原本以租庸调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