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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制度（第4页）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