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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牧泽（第1页）

天平三年（536年）十二月下旬，东魏付出三千匹马的代价，终于与南梁达成和议。

报信的快骑先使团一步回到邺城，这时候已经是天平四年（537年）正月初十。

虽然比宇文泰多花了一千匹马，但高澄依旧觉得值，用一次性三千匹马换取未来十年南境安宁，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

这时代也就没有诺贝尔和平奖，否则萧衍应该可以连拿十年。

更何况如今高澄已经快要脱贫了，不再需要向以往一样紧巴巴地过日子。

高澄找到一位‘大善人’捐助他的邺城国库。

杜牧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用四百八十这个数字表示夸张，这实在是瞧不起佛教在南北朝的兴盛。

历史上，北齐灭亡时，光邺城就有寺庙四千所，僧尼八万余人，而北齐全国有寺庙三万所，僧尼两百余万人。

佛教的兴盛带动寺院经济蓬勃发展，甚至在北齐武平年间（570年-575年）达到了夸张的‘凡厥良沃，悉为僧有。’

如今的东魏还未达到三十年后那种夸张景象，但摆在高澄面前的依旧是一块大肥肉，他没道理不去咬一口。

高澄觉得自己性格宽和，哪怕宰大户，也要注意吃相，比如北魏太武帝灭佛时那样喊打喊杀就不太体面。

为了制造舆论，天平三年十二月十六，高澄奏请天子下诏，在各州郡行文张榜，任凭天下百姓评议寺院土地是否应该纳税，僧侣是否应该服徭役、兵役。

随着舆论的发酵，天平四年正月初二，高澄再一次奏请天子召集百官在朝堂就僧尼问题进行辩论，支持佛教的尚书右仆射高隆之独木难支。

最终天子下诏由尚书令高澄主导清查寺庙数量、僧尼人口、丈量田产，共得庙宇近两万多所，僧尼一百三四十万，田亩不可计数。

正月初七，高澄奏请天子成立度牒司，归兼管户口的左民曹管辖，确立僧籍，僧籍可免除徭役、兵役。

僧籍以度牒司发放的度牒为凭证，度牒使用期限为三年，年满之后，需重新往各州、郡、县，府衙办理，十匹帛一张度牒，相当于一个下等县县令五分之一的俸禄，如今全国一百多万僧尼，其中无法购置度牒者一律还俗，分配徭役、兵役。

高澄的想法很简单，要享受和尚的待遇，就得掏钱，三年薅一次，不掏钱，也好办，先前享福了这么多年，如今徭役里的苦活、累活就优先分给你们。

但为了防止百姓企图逃避徭役、兵役，从而纳钱入僧籍，高澄又推出戒规。

因为梁帝萧衍在《大般涅槃经》中找到理论根据，下令僧人必须吃素，高澄效仿这一行为，禁止僧尼食肉喝酒，违反戒规，每次罚帛两匹，同时鼓励民众监督僧尼守戒，证据确凿每次奖励帛一匹，若是诬告则罚帛一匹。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寺院田亩的赋税，由于元魏实行均田制，赋税以租调制收取，征调标准是一夫一妇调帛一匹，粟两石，按户收取，这明显不符合寺院经济的特点。

高澄以亩为单位收取寺院田产赋税，二十税一，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保证寺庙利益，规定每亩纳税最多不得超过五升，以免打击寺院生产积极性。

说到底，高澄之所以针对佛教，当然不是仇佛，他甚至感谢佛教改变了萧衍的信仰，让萧衍晚年与世无争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只是单纯的被东魏财政的窘境给逼急了，穷疯了，所以哪怕僧尼违反戒规，也是罚钱了事，虽然罚得有点重。

如今这个乱世，佛教安抚世人伤痛，给人来世的希望，对于稳固统治确实有它的作用。

高澄并不会像历史上‘三武灭佛’来得极端，但他也不会放任寺院经济无节制发展。

正月初七元善见才下诏，正月初八度牒司就已经挂牌成立。

高澄小日子过得舒坦，一百三四十万僧尼不可能全都能拿出十匹帛，即使只有个零头，也就是三四十万，依旧相当于三四百万匹帛，三年薅一次，平均每年入账百万匹。

另外还能多出一百万提供赋税与徭役的人口，更别提还有寺庙田亩的税收。

这么大一笔收入，交给南梁三千匹马算得上什么，十年和平，就算让高澄再拿三万匹。。。算了，五千匹他都不皱下眉头。

天平四年正月十七，天还未亮，宇文泰亲领六千轻骑已经秘密开进潼关东部的小关。

这时候，邺城的高澄梦里还在热火朝天地薅羊毛；高欢依旧在蒲坂旋转跳跃，意图吸引宇文泰的目光；高昂领三万大军攻克上洛、武关，正往蓝田关进发；窦泰的一万多京畿大军早已经开到了前线。

午后，窦泰正在军帐中与监军杜弼以及麾下叱罗协、薛长孺等人商议军事，他正为如何攻克南岸的雄关而发愁。

一名哨骑被亲信都督引进帐中。

“大都督，西贼有一支偏师正往小关方向驰援。”

“好！”窦泰惊喜不已，他怕的就是西魏军队缩在潼关那个龟壳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