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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章 奠酒人十一（第1页）

从音乐史中的记载看，古希腊竞技场经常有音乐项目。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竞技比赛最初是用于祭祀神与敬神的一项活动，音乐演出是由祭祀酒神的仪式逐渐演化发展来的，尽管仪式与神话两者的范围并非绝对对等，却是神话再现的一种方式。

另外诸如宗教仪式、民间婚礼等户外活动也都有音乐广场性质，尽管狂欢程度不同，却也是狂欢。

在公元前五世纪，随着古希腊的国力日益强盛，古希腊人对园林的设计一改过去实用的想法，开始注重享受生活。

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提洛同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波斯人，会议上规定了那些盟邦交钱，哪些盟邦交军舰，不过后来一些盟邦觉得交军舰太麻烦，于是折算成钱交给了雅典财政官。而雅典人用这些钱壮大自己的海军，这就导致当一些盟邦想要摆脱同盟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无计可施。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让雅典和斯巴达停止战争的正是各自同盟内部的成员叛乱，为了镇压它们，以及虎视眈眈的波斯，雅典和斯巴达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

早期的提洛同盟，在审核盟邦缴纳多少贡赋的时候会进行审核，后来雅典改革了这种模式，以海关关税取代了贡赋，成为主要收入。这么做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税收，而且还能减少不那么倚重商业同盟的盟邦的负担。

伯里克利不仅仅举办了很多节日庆典，还在雅典修建了诸如帕特农神庙之类的建筑，这些都让雅典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只要成了雅典公民，不仅不用交贡赋，还能享受这一切，于是人人都想成为“雅典人”了。

伯里克利不仅对雅典公民身份获取方式进行紧缩，仪式不仅能够传达国家或组织领袖的权威，也可以表现一个人地位的上升。古希腊城邦的守护神是领土的神、城墙内的神，不像希伯来人的神，是“行走中”的神，古希腊人没有朝圣的习俗，但他们每4年就会到奥林匹亚举行竞技运动会。

除此之外还有雅典娜祭和大酒神祭这类“泛希腊化运动”，由于城邦的守护神只保护本邦的职责，“异乡人”不受到保护，因此“异乡人”也不可祭享他邦的守护神。

这就好比举行魁地奇世界杯，有的人在比赛场内谁的位置更好，有的人连门票都没买到。

不过在大酒神祭里，“异乡人”与本邦人的差别得到了一部分消解，比如男性异乡人可以托有祭饼的青铜盘和银盘，他们的妻子可以负责携带水罐，他们的女儿为那些身负神圣使命的雅典妇女遮挡阳光。不过这些都是仆人做的事，酒神祭最重要的是负责指导群舞的指挥、乐队里弹奏里尔琴的、以及合唱团里唱特定诗歌的。

脾气好点的，等仪式完了之后，妻子和女儿哭啼啼；脾气不好的，回家就开始摔摔打打，指责男人没能耐，连个雅典公民的身份都捞不着。

为了证明自己“有能耐”，男人就要想办法把限制雅典公民获取途经的伯里克利给“解决”了，然后换上个“大方点”的。

但问题是雅典税收总共就那么多，增加公民的数量，举办活动的花销就更高，除非把海军的军需给砍了。

这怎么可能呢？古希腊的殖民地几乎都靠海军驻守，随着帝国的扩张，维护这个体系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了。

按照西塞罗的记述，西西里的土地在他那个时代非常肥沃，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山区，虽然不是阿尔戈斯人的平原，却一样对肥沃的土地充满了觊觎，然后就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发生了西西里战争。

等雅典战败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同盟、即便是最无能为力的盟邦也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叛离雅典，一年之内所有主要区域都叛变了，想镇压已无可能。

接着没有盟邦的支持，雅典快速衰落。

首先伯里克利制定的政策是在战争期间绝不扩张领土，他提出远征埃及是在与波斯和斯巴达都通过和悦维系和平的前提下。其次是雅典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伯里克利的继任者们不像苏格拉底时代的贵族，把打了胜仗的将军以没有救落水的士兵处死，他们至少也是没有全力支持那些在外出征的人，导致军心涣散。

特洛伊的将领波吕达马斯告诉赫克托尔，只要守住城墙，希腊人必定会遇到巨大的内部困难，这才是特洛伊胜利的可能。

那种乌泱泱、一群人各抒己见、大吵大闹的场合让波莫纳头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是菜市场，而不是五百人大会——原本占雅典重要地位的战神山议事会也在伯里克利的改革下被取代了。

威森加莫更像是民众法庭，它并不像议会那样颁布法律，更像是陪审团听取控辩双方的发言，对案件进行判决。

波莫纳等到半夜，确定没人来了就决定洗漱睡觉，女生的帐篷都在魁地奇球场里面，相对于外面没有那么多蚊子。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个词“德莫拉克提亚”，它的意义比较抽象。首先军舰上的浆手都是下层平民，他们是重要成员，不仅仅是他们能在海面无风时提供动力，而且还意味着如果发生登船近战，他们随时可以拿起武器和其他雅典士兵一起奋战，而不像奴隶那样趁机跳海逃跑。

最早设立这个制度时，是以银矿分红，后来平民认为在海上服役需要获得报酬，这让他们有了一定的力量。

接着随着执政官们的改革，除了极少数依赖才能的官职外，所有的官职都陆续向平民开放。过去这些职务是没有薪水的，由富有的阶级“义务”担当，变成发薪水后，他们可以参与更多公共事务，特别是节庆和军事中。

一个穷雅典公民的妻子可以在酒神祭祀里担当“神圣的工作”，而富有的“异乡人”女儿只能给她撑伞，妻子也要给她倒水喝。

这种模式和苏拉、庞培打算恢复森都里亚会议时，所认为的“富裕而头脑冷静的人比轻率的贫民的决断更加合理”存在较大区别，尽管罗马共和国拥有一定的“德莫拉克提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