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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高铁日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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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坐绿皮车，总是对旅途充满了期望，期望着有趣的同伴，期望着有趣的故事。那时大家的生活慢，火车慢，旅途慢，缓慢的车轮摇晃着，像蚂蚁爬过大地，像鱼儿横穿大洋，不论白天黑夜都在倔强向前。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同车的人见过了就见过了，听过就听过了，没有刻意想着要不要再次联系。而现在的高铁，可以让我一日千里，往返于大城与小城间，参与一个涉黑案的庭审。由于涉嫌罪名复杂，被告人众多，整个庭审进度冗长。除了为首的几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之外，大多数的辩护人在法庭上能轮到开口发言的机会很少，有时在庭上坐了三天都捞不到一句话讲，这对于靠嘴吃饭的律师来说，不是酷刑，胜似酷刑。

在没有话讲的时间里，就可以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刑事案件的无罪率那么低，我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来坐在这个以前只是晚上吃烧烤才会坐的塑料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几十天还依然是做一个注定艰难的无罪辩护？为什么有的问题明明一目了然大家还要争来辩去？都是学法律的出身为啥有时候大家还要为了一个概念或者原则的内涵想去说服对方？为什么辩到最后大家都是为辩而辩而忘了诉讼的起始目的？为什么从法院到酒店的路边的苍蝇馆子吃到最后就没有一家好吃的了？为什么每次酒店的前台都会给我端头房？为什么早上遇到酒店清洁阿姨都要问我一句要不要退房……

辩护人团队太强大了，人数多到了约一个加强排，我可以充当滥竽乐队的影子选手，在冗长的时间里悄悄地干点其他事情，包括翻翻法规，抽空看点闲书。最近看的一本讲三国争斗的书还真给了我不少启发。三国史就像是一个需要用证据去回溯的待证事实，不同的作家史学家往往从支撑自己观点的角度出发去组织材料，最后拼凑出自己的三国史或者各种演义。于是我们看到了曹操一会儿是奸雄，一会儿又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看到了关羽既是武圣，而他在败走麦城时最后跟随在身边的只有十余骑；看到了刘备在蜀称帝在政治名分上的羸弱以及与当初匡扶汉室初衷的背反。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意义是何其重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纷乱世局中的人们都渴望看到安身立命的希望，唯有从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提炼出简明的主线，历史才会形成起伏浮沉的汹涌力量。将天下分判为简明的善恶阵营，肯定有一个简化的过程。连子贡都说商纣王可能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恶，只是居天下之下流，所以众恶归之。

法治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庭用如此漫长的庭审，如此高昂的代价最后要得到什么？是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吗？当然不是。

法庭用各种证据得出求证的事实，用司法程序证明的事实还原出一个客观事实，但请注意一点，所有的司法事实都不可能百分百地还原出一个客观事实，除非借助三维四维空间。就像是豪华橱窗里展示的高级美食，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花钱吃到它。有时候你想买一个巧克力面包，但最后店家给了你一个陕西馍馍，有时候，还可能给你一块发霉的夹心饼干。

说到底，法庭给各种人贴上标签的本原任务远远高于法律课本教授给学生们的所谓各种正义公平平等的理论任务。法治不是请客吃饭，法治的终极目的也不是还原真实，而是在所谓还原真实的过程中贴标签。法治如果没有了善恶与顺逆的判明，没有了道义的光环，没有了好与坏的简化，法治的神圣与权威就好景不再。

想通了这个逻辑，辩护人就该明白为啥无罪率那么低了辩护人还要去进行无罪辩护—因为不能让这个概率更低了啊。再低了辩护人就真的没饭吃了。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人曰，不辩一百个无罪是得不到一个真正的无罪判决的。有不少律师总喜欢用大道理去为自己塑金身，我觉得其实很简单，连无罪判决都没了，我们还有混饭吃的资本吗？

案子坐的很累，再坐下去我觉得我需要心理治疗了，但想想以后可以在娃面前有吹嘘的资本，就还是把酸胀的屁股再挪一挪。

无论如何，希望还是一定要有的，就像每次坐高铁，心里总期盼着自己旁边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少女，或者是大嫂那样的美妇人，可千万千万别坐着一个200斤的死肥男。

（2023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