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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泽之死（第1页）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里有这么一段：苗泽与姐夫黄奎的小妾春香暗通款曲，为了让爱情有个光明的结局，苗泽向曹操检举了黄奎与马腾的反曹阴谋，结果马腾和黄奎被满门抄斩。曹操问苗泽想要什么，爱情至上的苗泽说我只要小妾春香。想不到曹操却笑道：“为一妇人，害了你姐夫，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下令把情圣斩首。

为了私利检举亲人师长，是动物生存本能。犹大告密干掉了耶稣，让犹大成了告密者的代名词。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不幸的是他也被告密者干掉。中国的告密者更是层出不穷，崇侯虎举报周伯昌，沈括检举苏东坡，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举报和告密是统治者惯用的驭民术，然而一旦举报成了常态，就会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为了防止举报成风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就出现了“亲亲相隐”这一制度设计。曹操杀了黄奎，回过头又干掉了苗泽。明朝的朱元璋显然没读多少书，不明白告密无底线这一道理，他搞了锦衣卫和东厂，太监们又搞了个西厂，大家成天就忙着告人和防止被人告、整人和防止被人整、打小报告和防止被打小报告、抄家和防止被抄家。局势一旦失控就让整个王朝完蛋，后金打进来没几个官员替大明卖命，崇祯再苦再累也得吊死在煤山的老脖子树上。

就因为告密无底线，有的时候还会威胁到整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在和平年代，聪明的统治者对于告密是有保留地鼓励，对于告密亲人师长这类行为是不鼓励的；而在战争和类战争状态下，告密者在所有的利益群体里都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黑手党会毫不客气地消灭违反“乌默它”规则的成员，拉丁美洲的毒贩会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大卸八块。

前不久看到一个法治新闻，讲某著名检察官如何用“人道”

的手段让嫌疑人家属反水，站出来检举自己亲人一些未被侦查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该检察官还以此作为经验向同行宣传。虽然在司法实践中的确有不少侦查机关利用嫌疑人的亲情作为推进案件前行的手段，但看到这个新闻我仍不由得有点反胃：你干这事可不可以把窗帘拉上？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相信每一个司法人员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曹操”：既希望所有的罪犯家属可以反水，把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和线索都提供出来，帮自己破获案件加官晋爵。但从自身的人格层面，对于这样的告密却又有着潜意识的厌恶和不齿。鼓励检举和揭发尤其是亲人间的反目，会夺走我们在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上的最后一丝温暖。当身边的爱人和亲人都可能是你的检举者时，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信任和依靠可言？当鼓励或者依靠告密的司法者们为没有他们征服不了的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而倍感自豪时，他们当中的一些聪明人也会越来越感受到深入骨髓的绝望：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或者物，包括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亲人。

也有的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依然还保留有一点人性中的温暖，他们在办案时如果遇到嫌疑人一家都可能入罪时，也会手下一滑，放过嫌疑人家庭中的老弱妇孺，要么不会逼着他们检举自己的亲人，要么干脆就把可能被牵连的他们直接放过。这些司法人员，显然是不可能去向同行交流自己的软弱经验的，然而这些人性中的温暖，却在长夜的黑暗里熠熠生辉。

如果我们把外面的光鲜包装撕去，法律这玩意儿其实就是社会成员达成统一意见的规则，规则看上去好像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但公平和正义永远都不是法治的最终目的，他们所服务的其实是利益。举报和告密这种龌龊事情，作为维护利益的工具当然必须有，但利益是有边界的，利益的博弈如果无法平衡，如果滥用举报和告密到无底线的程度，那就有大麻烦了。

（2019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