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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3章 破晓四（第2页）

与时俱进的基督教势力则趁机引进道教的思路，开始宗教改革。他们尝试把上帝解释为类似于“大道”的无意识体，基督耶稣则被描述为一个“激进的类共产主义改革者”。

道教不向教众收税。德国改良版的基督教既然尝试将基督耶稣定性为“激进的类共产主义改革者”。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收什一税呢？

那是邪恶的教廷才会搞的事情！

变格派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就不该收税。凡是收钱的，就该定性为“商业团体”。

不管过去20年德国宗教怎么折腾，宗教在德国的影响力以惊人的速度在消散。德国基督教徒比例从1945年的90以上，变成了1965年的31。

德国道教教徒在二战前最兴盛的1937年，拥有不到100人的有中国道统的正牌。到了1965年，德国在宗教信仰中的填写自己的宗教信仰为道教的人口达到了57。至于这些人信的到底是全真还是正一，又或者是其他流派，德国国内也没人在意。

剩下大约12的人口，表示自己信佛教或者别的教派。有7的德国人口公开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

英国记者在文章中认为，“……德国已经在过去20年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宗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让德国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结构上越来越像中国的国家。

的确，德国变得更安全了，也变得更富裕了。然而德国却貌似失去了自己的传统。

用传统换取现在的一切……这值得么？”

在看到读后这段之前，德国青年们看的津津有味。看完最后一段，德国青年们的脸色垮了下来。但三人一时都没找出反驳的话，心中有气却说不出，三人更加不开心。

直到一位青年冷笑道：“英国现在穷成这样，还是好好关心自己今天吃什么吧。”

其他两位青年听到如此中肯的嘲讽，想到英国一直没有起色的经济，忍不住笑出声来。

放松的三天一过，前去参加内阁会议的部门负责人带回来了大量任务。德国内阁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有可能要调整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倾斜度，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可以在保持公平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拥有极高的发展效率。

过去二十年中，西德与日本的发展虽然令人惊叹，但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没能超过中国。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国的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很大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日本现在的人口刚超过8干万，西德超过了6干万。与中国并非同一个数量级。

任何财富分配给10亿人，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就如中国1964年钢铁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0亿吨，但是从钢铁蓄积量计算，中国也只是刚达到了美国北方合众国各州的人均钢铁蓄积量。然而从1924年到1964年的40年中，中国生产的钢铁总量已经是过去500年中其他国家钢铁产量的总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倾向于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固定资产建设。中国走的发展道路在欧美传统经济理论中，属于降低财富流动性的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却蒸蒸日上，中国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

所以德国内阁要求分析部门进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然而事情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德国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排出代表团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协商，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量劳动性密集的低端产业开始加速流出中国。

根据欧美的经验，这种产业流动本身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中国将采用中国元升值，从全球购买廉价工业品的模式。让中国从一个工业生产国变成一个金融国家。

然而到了1966年，欧美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在过去40年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当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消失，而是直接转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更直白的说，原本大规模生产纽扣的企业转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纽扣的企业。原本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要么年龄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职业培训，进入大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或者电子组装线，变成了另外的产业工人。

从正常角度来看，纽扣生产者去组装手机，需要相当规模的培训。这种培训投资巨大，从单纯的资本角度看，得不偿失。

但中国采用倾向于公平的政策，看中的是个人发展。每一个成年人每年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期间，能拿到基本工资。

德国搞的也是这样的制度，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非常清楚。德国引以为傲的高素质劳动力就是靠这么投入成本培养出来的。

在德国分布部门看来，这种变化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工人，而在于中国的产业竟然在现阶段出现了全面突破。

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通过在产业领域上的突破，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新技术前沿。欧洲不仅在战争领域失败，在科技与产业领域同样输给了中国。

时间进入1968年，全世界大量资金开始转向购买中国国债。李润石看完了中国与欧洲商业研究机构发表的《对名词正本清源系列讨论》的论文后，感觉自己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这次讨论中，国债被定性为“寻租领域”。寻租，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不是好事。

寻租（外文名：rentseekg，又称为竞租）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国债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投入到产业或者其他国营领域中获取利润，给与购买国债的投资方以稳定的无风险利润。

何锐早就强调，任何经营都存在风险。如果出现了无风险获利，必然存在风险转移。所以无风险利润必然导致积累的问题将在不断转移风险的过程中爆发出来。一旦爆发，就会引发一场极为深刻的危机。

在何锐时代，这个风险名义上被何锐政府承担了，实际上被国有经济承担了。何锐去世后，这个风险被何锐留下的产业发展规划给承担了。因为李润石支持了何锐的产业发展规划，名义上是被李润石政府承担，这个风险实际上依旧是由中国政府承担。

李润石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做不到。中国政府无疑是当下人类社会中最强大最有承受力的组织，如果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其他资本方更不愿意以当下很低的投资回报率来承担风险。

搞产业发展的风险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产生更有效解决经济与产业问题的能力，就轮不到中国在全球一骑绝尘。

这就是李润石感觉很遗憾的原因所在。何锐在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何锐预设了问题，并且根据其想象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甚至在何锐死后20年，何锐生前的设想依旧能够帮助中国将产业发展风险降低到完全可以承受的水平，帮助中国高速而且有效的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方式治国，肯定要出大事。

李润石执政期间，已经竭尽全力消除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唯心主义倾向。也通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唯物主义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