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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独尊儒术（第5页）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16]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17]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18]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19]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20]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